一路走来，去过的地方真是不少，有的已经忘记，有的还在眼前，有的恍如隔世，有的恍如昨日，而对于一个本硕都是学习历史专业的我来说，重走长征路显得尤为意义非凡，尤为值得纪念，尤为需要回味。可惜的是，前半程因为出差没赶上，所以对我来说，是重走了半程长征路。红军的这后半程，从年5月3日军委干部团接受抢夺皎平渡任务开始，到10月19日中央红军到达陕西吴起镇结束；我们的这后半程，从年4月2日昆明出发开始，4月6日翻夹金山，4月12日到吴起，到4月13日抵延安结束。我们用10天时间走完了红军5个半月的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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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走长征路｜No10：松潘——红军长征绕道而行，总纪念碑却建此地
重走长征路｜No11：九寨沟——这里与长征无关，景色震后依然美
重走长征路｜No12：若尔盖——走出草地见曙光，班佑河畔寄哀思
（十三）年4月10日：巴西、俄界——北上南下起风波，“他们总会要觉悟的”
在班佑村瞻仰完胜利曙光纪念碑后，沿着G往西是通向若尔盖县城。经人指点，我们离开大路，按照当年中央红军的路线，往东扎进一条小路，向毛泽东和中央领导机关驻地巴西驶去。
其实，当年红军原本没有打算从班佑到巴西，而是沿着草地继续北上前往甘南，是一场战斗改变了红军的原定行军路线，这就是班佑之战。经班佑之战后一路乘胜追击敌军的红军战士们惊异的发现：在荒凉无际的草地沼泽之侧，竟然还有这样一片林区，而且由此北上“路大、房多、粮足”。中央领导得到先头部队报告之后，即决定改变原定行军路线：直接由包座河经达拉沟峡谷东出甘南……即东进巴西、求吉。这实际上也避免了原计划路线要通过“若尔盖湿地”那另一半草地行程所要付出的更大牺牲。
从班佑村出发，拐进一段约16公里又长又颠簸且非常狭窄和崎岖的盘山路，就到了重重山林中的巴西乡。在这里，红军得到了休整、筹集了粮食，并发生了长征途中性命攸关、惊心动魄的一幕。
这就是年9月9日红军召开巴西会议的所在地。会议旧址背靠山岭、正面与群山遥望，只不过现在只剩下几片朱红色的断壁残垣，地上满是荒草，杂草也从土墙上冒出。
据旧址前的纪念碑文介绍，这原是藏传佛教寺庙，建于清康熙年间，原名班佑寺，占地近千平方米；当年红军离开后，毁于火灾，今所存为其正殿大雄宝殿残垣。
在遗址旁有一座新建的巴西会址纪念馆，陈列比较正规，展出的有图文资料和红军文物，包括红军奖章、红军标语、布告、红军的武器弹药、红军的生活用品及红军吃过的野菜草根树皮标本等。
看完展览我们得知，现在说的巴西会议，其实是一个统称。当年，党中央在这里召开了一系列会议，包括“巴西筹粮会议”、“巴西政治局常委会议”、9月2日的“巴西政治局会议”等。
而9月8日召开的政治局非正式会议、9日召开的政治局紧急会议其实会址不在巴西，在牙弄村。此时，周恩来得了肝炎、阿米巴肝脓疡，高烧不退，时不时处于半昏迷状态，由邓颖超陪同，单独住在牙弄村。
回顾这段历史，发生在巴西乡最令人难忘的事件就是一、四方面军分手——走出草地的红军右路军没有共同北上，右路军中的中央红军（即军委纵队和一方面军一、三军团，包括从四方面军调入一方面军的部队）先行北上了！当时的情况大致是这样的：
包座战斗之后，红军北上的道路被打通了。右路军在党中央的直接领导下，一面休整，一面等待左路军向班佑地区集中，共同北上。但是左路军张国焘那里仍不见动静，直到8月30日，张国焘才发出了左路军向班佑集中与右路军靠拢的命令。就在左路军第一纵队刚刚进入草地后的第三天，张国焘又变卦了。原来，张国焘率领的第一纵队在前进途中，被一条南北流向的噶曲河挡住了。这条河本来很浅，由于下了一场暴雨正在涨水，一时显得水势滔滔，立即被张国焘用来作为拒绝继续穿过草地到班佑会合的借口。
中央一方面希望早日北进，一方面也在考虑如何使张国焘转弯，因为这是关系全局、关系左路军命运的问题。这时，张国焘却让事态进一步发展。9月5日，张国焘强令已经到达噶曲河畔的左路军第一纵队返回阿坝，开始二过草地。9月5日，张国焘在由噶曲河返回阿坝的途中，以万万火急电令正要北上的倪志亮、周纯全率领的第二纵队就地巩固阵地，备粮待命，称左路军先头兵团决定转移到阿坝补粮，改道灭敌。在敌情不断变化的情况下，张国焘的南下行动再次给红军北上造成了严重影响，北上与南下的斗争再次成为牵动全局部署和有关红军前途、命运的斗争焦点。
年9月9日上午，张国焘给陈昌浩来了份密电，参谋长叶剑英首先看到此电，电报的大意是命陈昌浩率右路军立即南下，并提出彻底开展党内斗争，企图危害党中央。叶剑英识破了这一阴谋，立即报告了毛泽东。当夜，中共中央政治局紧急在牙弄村召开会议。
会议分析了红一、四方面军会师后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，抗拒中央命令的种种表现，分析了张国焘仗优势兵力，妄图凌驾和危害党中央的危险处境。毛泽东等同志一致认为，在此种危急关头，再继续说服、等待张国焘率领左路军北上，不仅没有可能，而且会招致严重后果。为了坚持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方针，同时为了给整个红军北上开辟道路，会议决定采取果断措施，立即率红一、三军、军委纵队一部，组成临时北上先遣队，到阿西集合，继续北上，向甘南前进，并通知已到俄界的林彪、聂荣臻，行动方针有变，要一军在原地等待。会议还决定以后右路军统归军委副主席周恩来指挥，并委托毛泽东起草《中共中央为执行北上方针告同志书》。
这是千钧一发的关头。如有不慎，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前赴后继所赢得的一切都将毁于一旦。“巴西会议是决定党和红军前途命运的一次关键会议，在中国革命史上有着重要的历史地位。”
年9月10日凌晨，党中央率直属纵队离开四川巴西地区向甘肃俄界进发，同时发布《为执行北上方针告同志书》。病重的周恩来是被担架抬走的。党中央和毛泽东率红三军、军委纵队和红军大学一部，离开巴西迅速北进，于9月11日晚陆续到达甘南俄界(今甘肃迭部县高吉村)，与先期到达的红一军会合。
历史最终惊人地再现了毛泽东的预言，年10月，红四方面军北上会同第二方面军与红一方面军，在甘肃会宁、静宁实现了大会师！距毛泽东所说过的话刚好1年零1个月。
离开巴西会议遗址，我们沿着中央红军的足迹往俄界进发。一路上，有不少红军战斗和驻留过的遗址，由于时间关系，我们没有停留，拍完照片匆匆赶路。
远处山头上，耸立着“红军精神万万代”纪念碑。
下图是中国工农红军三大主力行军路线首次汇聚点。
行使了大约50公里，过了达拉河，到了一个丁字路口，往左是俄界，往右是迭部。我们左转，前行约5公里，到了高吉村，这里就是俄界了。“高”在藏语里意为山，“吉”为八，意为“八个山头”，小山寨坐北朝南，依山傍水，典型的藏族搭板房依山势不规则地分布成三、四层。当年红军的通司（翻译）误将“高吉”读为“俄界”，一直沿用至今。
打听好路后，我们直奔俄界会议遗址。这是个院落，有土墙围着，土墙边有石碑，正门上有“俄界会议旧址”标牌。
进了院子，院里并排立着2栋土墙木板房，土墙、上半部杉板木结构房、三角房顶，左边土墙的是“仲空”（正屋），就是俄界会议开会的屋子。
右边紧靠“仲空”的是一栋两层木楼，楼上是毛泽东的居室。
爬上木楼梯，上到二层，是杉板木结构房，有用汉藏两种文字书写“毛主席居室”的牌子。
年9月12日，在这里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，即著名的俄界会议。会议产生了长征史上3个重要的文件：《关于与四方面军领导者的争论及今后战略方针》《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》和《为执行北上抗日告同志书》。通过这3个文件，揭露和批判了张国焘的退却主义、军阀主义、反党和分裂红军的错误，明确了红军北上的路线和目标。会议决定将原一、三军（团）和中央纵队缩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。会议为中央红军陕甘支队长征最后阶段顺利北上起到了重要作用。
走出院子，我们去看纪念广场，广场被木栅栏包围，上面插着几面红军军旗，迎风招展，在蓝天和青山掩映下格外鲜艳。
这个广场是新建的，石阶上嵌着“坚定信念、统一思想”八个大字，广场的平台上环形布置了“军事五人团”的五尊半身像（毛泽东、周恩来、彭德怀、林彪、王稼祥）。广场旁的墙上是大幅的浮雕，表现的是红军长征过迭部。
参观完毕，该吃午饭了。在村里绕了几圈也没看到饭店，最后找到了一个小卖部，一人整了一盒方便面，吃完继续上路。
当年红军离开俄界后的行军路线是这样的：年9月12日，陕甘支队先头部队从高吉出发，随后几天，陕甘支队陆续离开高吉，沿达拉河向东北方向进发，出达拉沟口石门，经白龙江畔的尼傲乡和旺藏乡的茨儿那、然尕沟、崔古仓村，翻越卡郎大山，穿过桑坝乡的黑拉、五湖、班藏、沙藏村旁的原始森林，抵达腊子口乡的加儿梁、黑多村。
而我们的计划是由俄界，到达白龙江边，然后往西去往迭部县城，住一晚后再去腊子口。
从俄界到白龙江畔的乡道沿河谷修建，道路的一侧贴着绝壁向前，很窄，且坑洼不平，时不时还会出现从山上滚落的大小石块；路的另一侧则是十几米深的沟，下面向北蜿蜒流去的就是达拉河。更糟糕的是，河谷里手机没信号，前不着村后不着店。后来想想有些后怕，如果车在这河沟里出点什么故障，叫人也叫不到啊！
好在一路有惊无险，在颠簸险峻的道路上向前行驶30多公里后，我们终于看到了白龙江，上了大路G。顺白龙江往西北再30多公里，到达了迭部县。整整一天，过草地，到巴西，经俄界，抵迭部，晚上可以好好休息啦！明天还是满满的安排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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